正文

邓仨等抢劫杀人证据不足宣告无罪案

【要点提示】

 在被告人有罪供述不具可采信的情况下，公诉机关提供的其他证据存在取证程序瑕疵，内容真实性及相互之间的关联性不确定，达不到证据确实充分的法定条件，没有形成完整牢固的证据锁链证明被告人实施了犯罪行为，根据疑罪从无的基本原则，应宣告被告人无罪。

【案例索引】

 一审：云南省某市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０６）昭中刑一初字第７２号（２００６年８月２３日）（未上诉、抗诉）

【案情】

  公诉机关：云南省某市市人民检察院。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刘湘丽，女，汉族，现年４２岁，云南省盐津县人，无业，住盐津县盐井镇县大街五组。系本案被害人桂明忠之妻。

  被告人：邓仨，男，汉族，生于１９６２年３月１８日，小学文化，农民，云南省盐津县人，住盐津县盐井镇黎山办事处下坪社。１９８３年５月６日因犯盗窃罪被盐津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１９８５年５月１３日因犯奸淫幼女罪被盐津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八年，服刑期间因犯脱逃罪于１９８６年１１月１３日被原某市市人民法院（现某区人民法院）加处有期徒刑五年。１９９４年８月２５日被云南省红河州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假释，假释考验期至１９９５年１２月６日止。因涉嫌犯抢劫罪于１９９７年１１月２４日被盐津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１２月２５日被逮捕。２００３年２月２８日被盐津县公安局取保候审。２００６年５月１７日因犯贩卖毒品罪被盐津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年，现在某市监狱四监区服刑。

  被告人：刘涛声，男，汉族，生于１９７１年５月９日，初中文化，无业，云南省盐津县人，住盐津县盐井镇坪街村１号。因涉嫌犯抢劫罪和拐卖妇女、儿童罪于１９９７年１１月１２日被盐津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１１月２６日被逮捕。后被盐津县人民法院以拐卖妇女、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１１年。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３０日因吸毒被盐津县强制戒毒所强制戒毒，现在某市市强制戒毒所戒毒。

  被告人：杨海江，男，汉族，生于１９６７年１０月１２日，小学文化，无业，云南省盐津县人，住盐津县盐井镇新建街７号。１９９０年５月２８日因犯流氓罪被盐津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因涉嫌犯抢劫罪于１９９７年１１月２４日被盐津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１２月３１日被逮捕。２００３年２月２８日被盐津县公安局取保候审。２００６年８月１８日被盐津县公安局监视居住。

被告人：张晓理，男，汉族，生于１９７０年５月２９日，小学文化，农民，云南省盐津县人，住盐津县盐井镇芭蕉办事处玄武社。因涉嫌犯抢劫罪于１９９７年１１月２４日被盐津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１２月２９日被逮捕。２００３年２月２８日被盐津县公安局取保候审。２００６年８月１８日被盐津县公安局监视居住。

  一审查明的事实：桂明忠于１９９７年８月３１日晚至１９９７年９月１日凌晨在盐津县凉风洞处被杀害死亡，现场遗留有不属于桂明忠的物品；被告人邓仨、杨海江、刘涛声曾因犯罪被判处刑罚。

  公诉机关云南省某市市人民检察院指控称：１９９７年８月，被告人邓仨、杨海江、张晓理、刘涛声先后多次共谋劫取出租电三轮摩托车驾驶员桂明忠钱财。同年８月３１日晚九时许，四被告人发现桂明忠驾驶电三轮摩托车往盐津县柿子乡方向驶去，即携带作案工具乘坐张晓理驾驶的电三轮摩托车尾追，到当地凉风洞后，四被告人即下车等候，伺机作案。待桂明忠驾驶电三轮出租摩托车返回途经此地时，被告人杨海江、刘涛声将桂明忠拦下索要钱财，遭桂明忠拒绝，四被告人将桂明忠按翻在地，被告人邓仨、杨海江、刘涛声分别持匕首、水果刀向被害人桂明忠颈部、胸部、腰背部及上肢等部位猛刺数刀，被告人张晓理则按住桂明忠，对其进行殴打。致被害人桂明忠当场死亡。尔后四被告人将桂明忠抛下公路，并将尸体抬到关河河坎边，被告人杨海江在桂明忠尸体上搜得人民币一百余元后，四被告人又将桂明忠所驾驶的三轮摩托车推下公路，制造交通事故假象。四被告人即逃离现场。经法医鉴定被害人桂明忠系失血性休克死亡。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刘湘丽诉称：其丈夫被四被告人杀害，要求四被告人赔偿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７６５００元。

  四被告人均称没有实施指控的犯罪行为，辩解之所以作了有罪供述，是因为受到公安干警的逼供、诱供所为；对附带民事诉讼，表示不愿赔偿。

 辩护人均认为：孙兴友与刘涛声有矛盾，其自身也涉及其他犯罪事实，因此孙兴友的检举揭发在动机上令人生疑，况且其证言中所说到的对不熟悉的人仅凭听声音就能作出准确的判断，难以令人信服，因此其证言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四被告人虽有过有罪供述，但供述中许多关键的细节不能相互印证，加之被告人均已翻供，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指控的犯罪事实，本案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当宣告被告人无罪。

【审判】

 本案是一起经过两次审判并两次发回重审的案件，某市市中级人民法院于２００６年８月２１日另行组成合议庭第三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该案之所以两次发回重审，主要原因是原来两次判决所依据的证据不扎实，因此在第三次审理中，合议庭认真全面分析了公诉机关提供的所有证据材料。证据内容如下：
 １．现场勘查笔录。

 １９９７年９月１日上午进行了勘查，现场位于盐井镇黎山办事处菜园子凉风洞处，该处系麻水线公路５２ＫＭ＋５００Ｍ处。公路保坎外的芭蕉芋呈倒伏状，三轮摩托车翻倒在公路坎下河边，在该位置有一条土路斜上与公路相连接，尸体位于河边。现场勘查发现并提取了以下物证：（１）白色棉质绳两截及鱼眼一个；（２）匕首一把；（３）黑色皮凉鞋一双；（４）黑色墨镜一付及黑色耳架一只；（５）塑料拖鞋一双；（６）衬衣一件；（７）黄色皮带一根；（８）白底毛巾一张；（９）领带一根。

   对上述提取物品，次日交由桂明忠之妻刘湘丽辨认，其确认黑色皮凉鞋、领带、匕首、棉绳、毛巾不是桂明忠的物品，但肯定不了墨镜和打结尼龙绳是不是桂明忠的。

   ２．尸体检验鉴定书。

 桂明忠右踝关节拴有一白色棉绳。损伤情况：（头部）头顶中部两处钝器创口；（面部）下唇中部有一横向钝性贯通伤，左面颊一钝器破口，下颌尖一锐器破口；（颈部）甲状软骨中部一锐器创，该创下１８ｃｍ处有一２．５ｃｍ×１２ｃｍ的横向锐器创口（致命创），深至颈椎，该创右下还有两处锐器皮肤破口；（躯体）胸部右乳下一锐器创，剑突起沿肋弓右下一锐器破口，腰、背部多处皮肤擦伤，右骼脊上往后有两处锐器创口，后正中线左有一锐器创口；（四肢）右大腿内侧皮肤擦伤，右脚掌后外侧皮肤剥脱；左腕关节一锐器创，该创上方有两处锐器创，左肘关节外侧一锐器创，右手虎口处一锐器创。解剖后颅骨未见骨折，胃内食物形态完整。分析认为：（１）系他杀致失血性休克死亡；（２）从受伤到最后死亡时间较长；（３）多处锐器创口说明作案工具为匕首类单刃工具，而尖部两侧较锐，或为双刃锐器，头部的钝器创说明作案工具有石块类物；（４）死亡时间距最后一餐在三小时以内；（５）死者右踝关节上棉绳造成的索沟损伤为死后伤。

３．昭公局法物检字〔９７〕３２２号法医物证检验鉴定书。

 桂明忠血型为“Ｏ”型，送检匕首刀鞘、刀刃上、桂明忠的长裤上检出“Ｏ”型人血，桂明忠衬衣上未检出血痕，黑色凉鞋和毛巾上检出血痕。

 ４．证人孙兴友的证实：１９９７年８月２９日中午，我被刘涛声关在他家二楼靠楼梯的一间房里，天黑了后我听见先来了两个男的，随后又来了个叫王三哥的，刘涛声和三个男人在二楼楼口处商量解桂明忠二娃“尾绞”的事，事后我问他是谁，他说是“彭小五、朱毛狗和王三哥”。第二晚他们四人一同到头晚的地方，商量要先调查桂明忠二娃的行踪，然后就出去了。第三晚我听见他们先后从楼上下来，陆续的到前两晚商量的地方，朱毛狗问“带不带刀？”王三哥说“要带”，接着我听见他们几个都说还是带刀去，说完后就一同出去了。大约凌晨１点左右刘涛声才回来。

 ５．被告人邓仨、刘涛声、杨海江、张晓理１９９７年在侦查阶段均对共谋后抢劫杀害桂明忠的过程作了有罪供述，并对与案件相关的物品和现场作了辨认或指认：

 （１）刘涛声对匕首的辨认过程：在对被告人刘涛声的讯问中，出示了现场提取的匕首照片二张给其辨认，刘涛声称“就是张晓理给我的那把匕首”。

 （２）张晓理对绳子的辨认过程：１９９７年１１月２９日，公安人员在讯问中出示中间一段绳索的照片给张晓理辨认，其称是杨海江从其车上拿下的绳子；当公安人员出示三截绳索合并的照片时，其又称不是自己车上的绳子。问其原因，其又称不能肯定杨海江是否真的拿自己车上的绳子去拴过桂明忠的脚。同年１２月７日公安人员组织张晓理对绳索进行混合辨认，将现场提取的三截绳索与另外两根绿色、白色尼龙绳混合，让其辨认，张晓理指认断成三截的绳索就是自己车上的绳子。

 （３）对现场进行指认的过程：１９９７年１２月１５日公安人员将刘涛声带到凉风洞处指认现场，分别讯问了其作案时停车、拦车、打斗、丢人、尸位、推车的位置，笔录中未记载上述地点的具体位置，均是用“用手指向（已拍照）”来表述；同月１７日公安人员将张晓理带到凉风洞处指认现场，分别讯问了其作案时停车、丢人、尸位、推车的位置，笔录中未记载上述地点的具体位置，均是用“用手指向（已拍照）”来表述。
  ６．其他证人证言：

 （１）黎正和（在被调查到的人员中证实到最晚时间看见过桂明忠的人）证实：１９９７年８月３１日晚９点过１０点左右看见桂明忠在柿子的两河口加油站加油。

 （２）方华荣、方华兴证实：１９９７年８月３１日晚九时至十时我们的车坏了，就停放在凉风洞处的公路边，我们在车厢里过夜，没看见或听见什么情况。

 （３）杨敏、段作伦、桂明忠学明、梁仕玉、桂明忠学元、段治彬等人均证实了１９９７年８月３１日晚邓仨的活动情况。其中段作伦、桂明忠学明、梁仕玉、桂明忠学元、段治彬等人均证实邓仨当晚到段作伦家喝酒，离开后不久就与段治云吵架，被劝开后离开，但证实喝酒、吵架以及离开时间均存在８点过、９点过、１０点左右、１１点左右等多种说法；杨敏证实其夫邓仨当晚一直在家，没有外出。

 （４）张晓理之妻余维群证实１９９７年８月３１日晚张晓理在下雨之前就回家了；其姐朱泽莲证实张晓理不超过九点桂明忠就回家了。

 （５）刘涛声之母王永芬证实案发前的几天孙兴友和刘涛声是在一起的。

 （６）盐津县公安局干警关于自己在参与侦办该案的过程中没有刑讯逼供的说明材料。

 ７．其他证据：

 （１）被告人邓仨、杨海江、刘涛声前科的刑事判决书；
 （２）物证照片交由四被告人当庭辨认，均称不是自己的物品。
  合议庭分析证据后一致认为：根据公诉机关当庭出示的现场勘查笔录、尸体检验鉴定书、法医物证检验报告和被告人邓仨、杨海江、刘涛声的前科刑事判决书、物证照片以及证人刘湘丽、黎正和证言等取证程序合法、证明内容客观真实、与案件事实相关联，具有证明力的证据能够证明桂明忠于１９９７年８月３１日晚至１９９７年９月１日凌晨在盐津县凉风洞处被杀害死亡，现场遗留有不属于桂明忠的物品；被告人邓仨、杨海江、刘涛声曾因犯罪被判处刑罚的基本事实。
 但合议庭认为：公诉机关出示的四被告人的有罪供述、辨认及指认笔录和孙兴友、杨敏、段作伦、桂明忠学明、梁仕玉、桂明忠学元、段治彬、方华荣、方华兴、余维群、朱泽莲、王永芬等证人证言，以及盐津县公安局干警关于自己在参与侦办该案的过程中没有刑讯逼供的说明材料，均不能成为指控四被告人抢劫杀害桂明忠的证据，理由如下：
 １．孙兴友虽检举了四被告人预谋抢劫桂明忠，但孙兴友在案发后长达两个半月的时间内并没有及时的反映情况，在自己和刘涛声要被追究拐卖妇女、儿童的行为后才实施举报，其检举的时间、背景降低了其检举的真实性；其次，孙兴友证实四被告人三次预谋的情况并未得到四被告人供述的印证，难以认定事前四被告人共同预谋的完整过程；再次，即使确认了预谋过程，也仅只能证明预备行为的存在，不能当然地、直接地证明实行行为的存在。
 ２．杨敏、段作伦、桂明忠学明、梁仕玉、桂明忠学元、段治彬、方华荣、方华兴、余维群、朱泽莲、王永芬等证人证言以及盐津县公安局干警关于自己在参与侦办该案的过程中没有刑讯逼供的说明材料均不能证实四被告人抢劫杀害桂明忠。
 ３．虽然四被告人在侦查阶段曾做过有罪供述，但该供述内容在预谋、邀约、携带作案工具、作案过程、劫财和分赃等重大情节上相互矛盾，不能相互印证，且被告人邓仨、杨海江在侦查阶段和刘涛声、张晓理在第一次庭审中就推翻了在侦查阶段的有罪供述，不能准确认定四被告人抢劫杀害桂明忠的事实。现场情况在案发后已公开化，公诉机关用“被告人的供述能与现场勘查相吻合”来说明被告人口供的确实无误，不具排他性。
 ４．现场勘查中提取的黑色皮凉鞋、领带、匕首、棉绳、毛巾、墨镜和打结尼龙绳虽经辨认，但辨认过程存在瑕疵，且未能确认系被告人的物品，不能起到证实四被告人抢劫杀害桂明忠证据的作用。其原因在于：
（１）在讯问的过程中将重要物证匕首的照片单独交给嫌疑人刘涛声辨认，违反辨认所应遵循的混合原则；
（２）组织张晓理对绳索的辨认过程，虽有其他同类物混合，但在组织该次辨认之前，就已经将现场提取的绳索的照片单独交给张晓理辨认过，违反“辨认前辨认人不能见到被辨认对象”的规则，从而使该次辨认失去意义；
（３）对墨镜、凉鞋、领带和毛巾的辨认工作没有明确的确认结果；
（４）对匕首、凉鞋等物品，未能提取到指纹、汗液鉴定确认系被告人所留物品；
（５）现场指认，是一种对场所的辨认，应当不得有暗示的行为，但组织刘涛声、张晓理对现场进行指认时，是“将嫌疑人带到凉风洞处进行指认”，并且都是用“用手指向（已拍照）”这样的字眼来替代对具体位置的描述，又缺乏相应的刑事照片，该指认笔录缺乏印证效力。
  另外，法医物证检验鉴定书内的送检检材之一“黑色胶布”来源不明，鉴定结论中出现了“黑色轮胎”，与送检的检材不相吻合，且该鉴定中，黑色凉鞋和毛巾上虽检出血痕，但血型不明，不具证据效力；法医物证检验鉴定书虽然确认现场匕首上留有与死者桂明忠一致的“Ｏ”型血，但由于不能确认匕首与被告人有什么联系，故该鉴定对指控四被告人犯罪无证据价值。尸体检验鉴定书只能客观证实被害人桂明忠受伤和死亡情况。
 综上所述，合议庭认为：公诉机关出示的指控证据仅能证明１９９７年８月３１日晚桂明忠被害死亡，但不能证明桂明忠的死亡是本案的四被告人行为所致，因此，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邓仨、刘涛声、杨海江、张晓理抢劫杀害桂明忠的事实不清，指控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辩护人的意见成立，予以采纳。由于被告人邓仨、刘涛声、杨海江、张晓理的犯罪不能成立，亦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应驳回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刘湘丽的诉讼请求。
 鉴于本案系合议庭拟宣告无罪，且案情和证据复杂，故合议庭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后维持了合议庭处理意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三）项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邓仨、刘涛声、杨海江、张晓理无罪。
  二、驳回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刘湘丽的诉讼请求。
  一审宣判后，四被告人及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均服判，未提出上诉，公诉机关也未提起抗诉，本案一审判决已生效。

【评析】

  本案的一再反复，究其原因就在于第一、二次审判时对证据的分析和把握不准，尽管公诉机关曾补充过证据材料，但仅是数量上的变化，对于证实四被告人抢劫杀害桂明忠的证据没有质的变化，仍不能证明四被告人抢劫杀害了桂明忠。第三次审理时，合议庭主要是围绕公诉机关提供的证据来分析“证据三性”，即取得程序是否合法、内容是否客观真实、证据之间是否具有关联性，以此来认定

证据的证明力。

  本案中虽有四被告人的有罪供述，但在供述中有关预谋、邀约、携带作案工具、作案过程、劫财和分赃等关键的情节有重大矛盾，不能相互印证，且四人均已推翻其供述；另外，公诉机关提供的其他证据也不能与四被告人的有罪供述相印证，而且不能排除获取口供的取证行为是否有刑讯、指明问供等不法情形，因此，四被告人的有罪供述没有证明力，不具可采性。

  那么，在排除被告人有罪供述可采性的情况下，根据公诉机关提供的其他证据能否认定四被告人有罪呢？这就要求其他证据必须充分确实，足以证明四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才能定罪处罚。从公诉机关提供的其他证据来看，四被告人对现场勘查提取的物品进行辨认时有的违背混合辨认原则，有的违反辨认前辨认人不能见到被辨认对象的原则，有的辨认没有明确的确认结果，这使得现场提取物品的辨认失去了证明作用；对于被告人的现场指认，侦查机关有暗示行为，直接将刘涛声、张晓理带至案发地凉风洞指认，又未描述具体指认位置，故现场指认笔录不能与其他证据相印证；对于法医物证检验鉴定书，其中出现了对未送检物品的鉴定，其他鉴定的现场物证不能证明与四被告人有何联系，对于证明四被告人系作案人不具有证明价值；证人孙兴友证明四被告人抢劫桂明忠的预谋过程，其检举的时间和背景降低其证言的可信度，且没有四被告人供述相印证，仅凭其一人所说无法确认四被告人真实的预谋过程，更不能证明四被告人具有实行行为；而其他的证人证言更不能证明四被告人抢劫杀害桂明忠的事实。由此可见，排除了四被告人的有罪供述，公诉机关提供的其他证据有的存在取证程序瑕疵，有的内容不客观，相互之间关联性很低或没有关联性，没有形成牢固而完整的证明锁链，达不到确实充分的法定条件，不能证明四被告人抢劫杀害桂明忠的事实，根据疑罪从无的原则，只能宣告四被告人无罪。

 本案的处理，说到底就是刑事司法实践中法官如何从辨析证据的角度来贯彻疑罪从无的法律原则，避免出现错案。法官在刑事案件中对于证据的分析、判断和采信必须严格审慎，对于证据证明的事实必须是惟一而确定的，必须排除一切合理性怀疑，疑点不能排除时，证据效力无从谈起。对于被告人供述的审查和采信更应仔细严格。被告人供述的证据效力取决于公安人员取证时没有刑讯逼供、没有指明问供、没有违反法定取证程序，否则非法证据不具可采性。被告人供述在具备可采性的前提下，还必须有其他证据与其相印证，相互之间有真实确定的关联性，被告人的供述才真正有了证明力。在这种情况下，就算被告人翻供，法官仍可根据公诉机关提供的经庭审质证的被告人原供述及其他相关证据来认定案件事实和定罪量刑。但如果仅有被告人的供述，而无其他证据相印证时，无法认定被告人供述的客观性，不能仅凭被告人供述就对被告人定罪处刑。在无被告人供述或被告人供述不具可采性时，如果公诉机关提供的其他证据已形成牢固、完整而确定的证据锁链，则可认定被告人有罪并应处以相应刑罚；反之，只能以证据不足，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为由宣告被告人无罪。